广州万福路，位于广州老城区中部偏东。1926年5月至1927年4月期间，万福路190号二楼，曾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作机构——广东区委军委的办公室所在地，当年广东区委军委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曾在这里办公和居住。

 为什么当年的广东区委军委要选择在这里办公呢？

 周恩来夫妇秘密迁居

 1924年9月，周恩来从法国返抵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

 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周恩来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当时，周恩来夫妇、李富春夫妇与中共广东区委的同志搬入文德楼居住。该楼位于文德东路，这间房子用厚实的木板屏风隔成两房一厅，东面还有独立的厨房和洗手间。在当时，文德楼算是广州的高档住宅了。文德楼住宅的安全性和保密性，事前是经过组织考察的。此处离文明路的中共广东区委咫尺之遥，到周恩来当时工作的沿江路黄埔军校广州办事处也很方便。文德楼周围比较安静，巷口原来还有一座更楼，环境比一般民居更安全保密。

 1925年1月15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布《东征宣言》，决定讨伐陈炯明。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需要集中力量领导军事工作，为此组织决定周恩来改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专职领导党的军事工作。这年4月，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军法处处长。

 1925年5月，中共中央局决定在广州成立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央就近指导广东实际工作。临时中央委员会由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和鲍罗廷组成。

 1925年秋，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军事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在广州成立分会，谭平山任中央军委广州分会主任。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东征取得了胜利。蒋介石此时的言行逐渐向右，这被周恩来察觉到并有所警惕。

 1926年3月，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发生，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正是在其文德楼4号的寓所内被拘捕的。这个事件是国民党右派反共的主要信号，而作为共产党人居住地之一，此时的文德楼已完全暴露，转移势在必行。在这个极为危险的时期，周恩来曾一度迁往榨粉街。1926年5月，周恩来与邓颖超住进了万福路190号南华银行楼上。

 万福路190号原为南华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开设的南华银行，是对外开放营业的机构，进出此处多是商人。来办事的同志可像商人一样进出，故借银行掩护机关反而较为隐蔽，这也是组织同意周、邓搬到这里居住的原因。与文德楼不一样的是，万福路190号是兼作办公和居住两用。就这样，万福路190号成为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作机构，广东区委军委秘密办公的地方。

 军委秘密部署工作

 中共中央在早期并没有专职领导军事工作的部门。1925年9月，黄埔军校实行校、军分离后，周恩来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应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活动委员会”。广州市是大革命发源地，又是大革命风暴的中心，是全国国民革命的根据地，而集结在广东各地准备出发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各部党的工作，一直由在广州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

 万福路190号，二楼面积共148平方米，进大门后为大厅，是军委会议室，军委在这里召开会议。当时的军委秘书兼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聂荣臻、军委秘书黄锦辉等同志都曾在这里办公。大厅入门右边有一张办公桌和几张椅子，是周恩来办公用的，左边有两张桌子，是聂荣臻和黄锦辉办公用的。西面一间房子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处；东面两间小房子，是聂和黄两人住处。由于军委机关的高度机密性，非机要事务都不安排在这里联系。

 中共广东区委当年在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军，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部等七个军事单位建立了党的组织。周恩来负责军委工作后，每周均秘密召集他们开一两次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部署工作。在军委领导下，黄埔军校建立了共产党的党团组织，一方面积极开展党团活动，扩大党组织；另一方面采取秘密小组的方式开展党团活动。当时只有部分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大多数党员、团员的身份是秘密的。

 军委保护秘密党员

 1926年6月28日，蒋介石胁迫军校跨党的共产党员或退出国民党或退出共产党，限期三天。在这种情形下，军校党组织根据军委指示，一些新入党和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这些秘密党员发挥了重大作用。

 1927年4月15日，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秘书麻植被捕前回榨粉街军委机关烧毁了黄埔军校中共党员名单，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了同志们的安全。直到撤出之前，我党秘密设于万福路190号的军委机关并未暴露，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旧址

（广州市延安研究会?饶潮生）